2002年12月5日晚7时，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公安分局万松街派出所接到报警：租住在万松小区37栋2单元的安徽来汉人员王正兵9岁的儿子小飞，当天下午15时从万松园小学放学后未回家，当晚18时40分，一操广东口音的男子打电话到其家中，要求其准备35万元现金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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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生在临近“两节”期间的恶性案件引起了江汉区公安分局的高度重视。朱局长、梅副局长迅速组织了精兵强将成立专班，并做出下一步工作部署：开通被害人家中的来电显示；调查王家的各种来往关系以及矛盾纠纷；针对绑匪可能采取的打卡、存钱等交易方式，做好人员和车辆装备方面的准备工作；到万松园小学及其周边开展调查走访。
局领导还特别强调要力争确保人质的安全，尤其在开展调查走访、与被害人家属谈话时均不能在公安机关内进行，要重新选择办案地点，注意隐蔽身份，以防绑匪发现被害人家属报案后“撕票”。
根据局领导的要求，万松所所长克服诸多困难，主动联系了一处较隐蔽的处所，提供给侦破专班办案。
各项调查走访和布控守候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通过询问王正兵，侦查员了解到：王正兵1990年从安徽来汉后一直从事房屋内部装饰生意，其间建立了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但近年来与他人无直接的利益冲突；同时王与在汉的亲戚关系也比较和睦，平时交往也相对频繁。受害人小飞的性格较为温顺，在学校和同学的关系融洽，无不良习惯和社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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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抓关键战机，获取有利线索，侦查员又通过受害人亲属连夜找到了小飞的班主任及部分同学，进一步了解案发当时的情况，获取了两条重要线索：
据陈同学反映：她在走到小区巷道口的时候看见小飞遇到一青年男子，二人交谈过几句，其间有说有笑，随后小飞被男青年带走，向北湖方向走去。
据李同学和郑同学反映：小飞放学后，在离学校200米处过人行横道线时被一男青年拉上停靠在路边的白色金杯面包车，向武广方向驶去。
两条线索虽然都相对详实，但彼此出入极大，时间、空间均不吻合，前者意味着系熟人作案的可能极大，而后者则表示小飞是被陌生人途中掳走。
从受害人本身看，难以与他人产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因此，与其亲属产生矛盾，抑或见财起心的可能性极大，而其亲属的关系网又极为复杂，若侦查方向判断错误将对案件整个侦破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王正兵反映小飞平时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轻易不会被陌生人带走。
因此专案组初步断定极有可能系受害人亲属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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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清早，专班民警来到受害人放学后沿途经过的地点，隐蔽地询问附近的摊贩，并根据两条不同线索，设置场景、反复模拟案发经过。
结果证明，两条线索不存在连贯性，而且案发当时，沿途无人听到呼救声。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前面的推断。
因此，王正兵在汉的主要社会关系人被列入了侦查范围。
最后的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王小刚就是受害人的表叔，案发后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受害人家属的动态，并多次打电话到其家中探听虚实。
王正兵等人按照侦查员的指挥，佯装惊惶失措、坐以待毙的假象。这一措施极大地麻痹了犯罪分子，使其逐步放松了警惕，暴露了目标，为最终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分局刑侦大队根据分工，围绕犯罪嫌疑人打到被害人家中的电话这一重要线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6日上午，犯罪嫌疑人再次打电话到王正兵家，威胁说在两天内准备70万元，并警告不许报警，否则杀掉人质。
侦查员通过工作发现，受害人家中电话记录显示犯罪嫌疑人两次通话都是公用电话打出的，这两部电话位于发展大道和新华西路交汇处，两部电话相互间隔约700米。随后，刑侦大队技术员找到电话机，提取了其中数枚较为新鲜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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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选择在新华西路附近拨打电话，可能考虑到其四周较为空旷，交通便利，比较容易发现“危险”情况，且便于逃脱。据此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再次选择在附近拨打勒索电话。刑侦大队重案一队10名侦查员以两部电话为中心，布控守候其四周方圆500米范围内的公用电话。
然而，事实却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从指挥部反馈的情况显示，犯罪嫌疑人第三次电话是从江岸黄埔路打出的，嫌疑人要其准备好70万元，7日晚8时到长江二桥一手交钱，一手赎人。
面对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重案一队侦查员在预先勘查好地形之后，于7日一早在长江二桥架网布控。然而，经过一天的守候，绑匪最终却没有出现。
是犯罪嫌疑人为混淆侦查人员视线而使出的反侦查伎俩，还是他根本就是无目的的随意选择电话后设置圈套，试探受害人家里的反应？
9日下午，犯罪嫌疑人从蔡家田全国服装中心附近拨出了第四个勒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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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大队大队长认为：与其让本来就十分紧张的警力分散出击，使自己陷入愈来愈被动的境地，还不如集中优势警力，形成拳头，关键时刻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在得到局领导的同意后，他迅速做出部署：将东起新华东路，西至青年路，南起解放大道，北至发展大道区域内的400余部公用磁卡电话号码及所在部位全部输人手提电脑，一旦绑匪利用某一区域内的公用磁卡电话与被害人家中通话，手提电脑根据来电显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其位置，在该区域及周边守候的侦查员就能以最快的速度靠拢，直至抓获绑匪。
很快，400余部电话的号码及分布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并专门制图标示出来。刑侦大队及派出所的侦查员被分成12个较小区域，组织12个小组分别进行布控守候。
这时候，刑侦大队技术员通过比对遗留在新华西路、蔡家田附近的3个公用磁卡电话话筒上提取的数枚指掌纹，鉴定系同一人所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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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松所侦查员通过调查王正兵的各种关系以及矛盾纠纷，逐步缩小了侦查范围。
好消息接踵而至，参战的侦查员感觉到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针对绑匪可能出现的地点，专案组制定了多套行动方案，并检查好车辆装备，积极做好解救人质的准备。
12月10日、11日两天，狡猾的犯罪分子再没打电话来，侦查员们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渡过了难熬的48小时。
为了不暴露身份，缩短行动反应时间，参战的侦查员成天呆在车内，三顿饭均只能靠冰冷的馒头和矿泉水解决，他们都不想因自己的工作失误导致行动失败，更不愿意人质的生命受到威胁。
终于，在12月12日中午13时，受害人家中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正是江汉地区的号码，通过在电脑中查找，迅速锁定方位。在受害人家中的侦查员为给现场周围的同事多赢得一点抓捕的时间，稍微等待了一会儿才准备接电话，可就在话筒拿起的刹那，对方突然将电话挂断。
是犯罪嫌疑人打来的吗？他还会再次打来吗？若主动出击，一旦打草惊蛇后果不堪设想；若按兵不动，将有可能错失最有利的破案时机。
“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即出击”。梅副局长迅速指挥周边布控守候的侦查员向该部位靠拢。
然而，就在绑匪出没的电话亭周围，突然涌来一群外地货商，无意中破坏了警方一次关键的抓捕行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侦查员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虽因牵挂人质的安危而万分焦虑，但大家仍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高度警觉身边的电话。
14点40分，离上一次电话铃声响起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这时候，正在发展大道沿线布控守候的侦查员突然发现一个约20岁左右的青年从新华西路方向走了过来。只见他走到红桥饭店门前的一部电话机旁，小心翼翼地拿起话筒，摁下几个号码后突然挂断了电话。
这一反常的举动引起侦查员的注意，他们强烈地感觉到这人极有可能就是要抓捕的对象。于是他们慢慢向电话亭靠拢，在该青年打算离开之时将其拦住，并直接带回分局刑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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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审讯，该青年交代，他叫王小刚，是王正兵的表弟。其父与王正兵以前曾经因为生意上的纠纷产生过矛盾，关系较为紧张。他在获悉小飞被人绑架之后，想打电话通知其大伯。
围绕王小刚的口供，专班经过仔细分析，找到了多个疑点：
其一、受害人小飞的亲戚都知道他遭绑架的消息，王小刚通知他大伯纯属多余；
其二、距小飞遭人绑架已过去了一周时间，现在通知也未免太迟；
其三、如果是为了回避其父，他不必从范湖步行数公里到黄埔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电话机；
其四、王小刚出现的位置距13时拨打电话的华南海鲜市场，刚好是大约步行1个半小时的距离；
其五、王小刚是受害人的亲属，且家住江汉地区，年龄、身高条件均符合事先摸排的条件。
这一切都昭示着王小刚与此案有极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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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经过指纹比对证实，在之前数个拨打过勒索电话的电话机上留下的指纹与王小刚的相吻合。根据以上情况和指纹统一的证据，审讯人员接连向王小刚抛出一枚枚重磅炸弹。
无奈之下，王小刚编造谎言：是几个广东人绑架小飞后，威胁他打的电话。
而这段谎言，在经过现场目击者辨认之后很快被推翻，带走小飞的正是王小刚。这时候的王小刚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境地。迫于无奈，他交代了与父亲将小飞绑架至新华小路一栋楼的平台上的经过。
根据王小刚的交代，侦查员于13日凌晨4时在新华小路78号楼房的平台上，发现了被掩埋在红砖下面的小飞，经过法医鉴定，孩子的死亡时间大概在7天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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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质遇害的消息让侦查员们心情十分沉痛，但他们再次鼓足干劲，向犯罪嫌疑人发起了最后的攻坚。终于，在12月13日早上8点，王小刚交代了12月5日下午独自绑架并杀害小飞，并在之后的一周内7次拨打勒索电话的犯罪事实。
整个案件的起因是：王小刚认为其父母离异、母亲患精神病皆因为遭到王家的歧视和坑害，所以一直伺机报复；而父亲的生活作风不正派，致使其从小在阴影里长大并长期对其父亲怀恨在心。他之所以说是受其父亲的指使，只是想让他的父亲吃点苦头，这种仇恨一切的畸形心理最终使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次年八月，王小刚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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